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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徹底改變了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這麼說可能一點都不為過。
在他之前,奧巴馬執政的最後幾年,裂縫已經在悄悄出現:貿易摩擦升溫,技術競爭的苗頭隱隱浮現。但幾十年積累的合作機制和外交慣性,依然在維繫著這段關係的基本盤。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只要經貿還在,關係就不至於失控。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上任之初,中國很多人把他看成一個「非建制」的總統。他不是華盛頓體制內的,而是遵循商人的邏輯。這反而讓中国人看到了機會:跟他打交道,也許可以直接用利益換利益,比跟建制派奧巴馬周旋更有效率。
於是,2017年11月特朗普第一次訪華,中方傾注了相當大的心血。中方罕見地推出「國事訪問+」的概念,寶蘊樓茶敘、故宮專屬參觀,接待規格超過歷任美國總統,想讓這位以「交易」為邏輯的總統,感受到中國對他個人的重視。
然而,盛情之後,急轉直下。
2018年,美國援引貿易法301條款調查結論,逐步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貿易戰隨即爆發,規模之大,世所罕見。中國措手不及,才意識到此前的判斷,終究是一廂情願。
從那時起,中美關係再未真正觸底反彈。時而停戰,鮮有修補。
特朗普在近九年時間裡,再未踏上中國的土地。
2026年5月,當他再次來訪,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問題是:這九年裡,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究竟變成了什麼樣?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會繼續嗎?
隨行企業透露的深意
這種變化,從隨同特朗普出訪的企業家名單中,就能讀出幾分。一位瞭解該計劃的白宮官員告訴BBC,總共有17名美國高管將隨同特朗普出訪。
包括蘋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庫克(Tim Cook)、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貝萊德(BlackRock)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以及來自Meta、Visa、摩根大通(JP Morgan)、波音(Boeing)、嘉吉(Cargill)等公司的其他高管。
其中,花旗、黑石、Visa與中國市場本就深度綁定,經常訪華,見面是慣例。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另外兩類企業。
一類是蘋果。中國是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也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沒有哪家美國企業比蘋果更清楚:中美關係一旦破裂,代價會有多重。此行與其說是政治表態,不如說是去尋找一樣東西:確定性。
另一類是波音。貿易戰打響後,中國幾乎停止了對波音的大額採購,市場份額被空中巴士逐步侵蝕。波音CEO凱利·奧特伯格(Kelly Ortberg)在今年4月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直接說:如果沒有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介入,波音拿不到中國的大額訂單。
他對這次訪問,期待不小。彭博社早前披露,雙方談判已久的協議可能涉及波音737 MAX及寬體客機的大單。如果成真,這將是中國自2017年以來向波音下達的最大訂單,不只是一筆買賣,是一場需要政治背書才能發生的商業復甦。
但最能體現中美關係真實糾結的,恐怕是一個沒有出現在名單上的名字:福特。
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曾多次從中國購買並親自駕駛中國電動車,包括小米旗下的產品。他的理由是:「你必須駕駛對手的車,才能真正理解對手。」
但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25%提升到100%,相當於事實上的行業禁令。
然後,特朗普鬆口了。他今年初暗示:如果中國車企願意在美國建廠、雇用美國工人,他願意給它們留出空間。
法利的第一反應不是拒絕,而是試圖找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框架。據報道,他和特朗普內閣官員進行了接觸,探討以美國企業控股的合資模式來抵擋中國品牌直接進入。
這套邏輯,中國人並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大眾是第一批接受「合資才能入場」這一規則的外資車企,福特隨後跟進。40年後,輪到福特試圖把同樣的規則套在對手身上。
但到臨行前,法利接受電視採訪,語氣截然不同。他警告:絕不能讓中國電動車進入美國市場。他援引一組數字:中國的整車產能足以覆蓋超過5000萬輛汽車,「足以覆蓋美國所有製造和所有車輛銷售」,「我們絕不能讓它們進入我們的國家」。
截至發稿,福特尚未出現在特朗普的隨行名單上。
法利所代表的情緒,既欽慕又恐懼,既想合作又不敢開放,大概是當下美國製造業面對中國競爭最真實的寫照。
貿易格局:變與不變
當時,中國對美貿易的依賴程度遠高於今日。美國是中國製造業的重要出口市場,一旦美國買家因關稅轉而他顧,大量製造業工人的就業將面臨威脅。
這場貿易戰來得猝不及防。喬治城大學政策研究員凌寧對BBC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認真對待特朗普,而他們或許並未料到他真的會付諸行動。」
對中國來說,壓力似乎沒有終點。特朗普下台,拜登接任,關稅卻還在。拜登不僅保留了前任對華徵收的絕大多數關稅,更在2024年宣布新一輪升級: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從25%提升至100%,對太陽能電池徵收50%,對鋼鐵徵收25%。
「我們往往認為特朗普對中國強硬,但有一種觀點認為,拜登在貿易保護主義上其實比特朗普走得更遠,」香港大學經濟學家唐慧威說。
拜登還在技術戰線上大幅加碼。華為被以國家安全為由逐出美國市場,TikTok被迫與母公司字節跳動切割美國業務。在半導體領域,拜登政府向荷蘭阿斯麥(ASML)和日本設備商施壓,將先進芯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延伸至盟友,試圖從源頭切斷中國的製程升級路徑。
進入特朗普2.0時代,烈度再度升級。
2025年,特朗普以中國放任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國為由,對華商品加徵20%關稅;在他所謂的「解放日」,再度額外加徵34%。兩輪疊加,中國商品面臨的綜合關稅一度超過145%,躋身全球最高之列。直到中國打出「稀土牌」,雙方才逐步降溫。
那麼,經過這八年的拉鋸,中美貿易格局,到底變了多少?
從數據來看,確實變了。2018年,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總額中的佔比約達21%至22%。到2024年,這一比例跌至13.8%,六年間近乎腰斬。與此同時,東盟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既是貿易戰倒逼下的結果,也使得第二任期的中國面對關稅衝擊時,不再像2018年那樣一打就疼。
但從更大的格局來看,又似乎沒有變。
雙邊貿易數據下降,並未削弱中國的整體外貿實力。中國佔全球貿易總量的比例不降反升。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25年中國全年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1.19萬億美元。
支撐這種韌性的,有兩個結構性因素。
其一是全球新興市場的真實需求。疫情後,東南亞、中東、拉美各地的建設與製造需求持續釋放。中國作為「工廠的工廠」,源源不斷輸出機械設備、中間品與原材料。
其二是供應鏈的「繞道」赴美。部分產能通過越南組裝或墨西哥中轉流入美國市場,兩頭依然是中國產能與美國消費。比如,越南對美出口的增幅,與越南自中國進口的增幅幾乎同步。
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綁定雖然看似鬆散,但這種變化,很難說實質性地傷害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根基。
籌碼:互換與升級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戰,主要武器只有一把:關稅。
但到了這次訪華前,這把武器的效力已大打折扣。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解放日」關稅違反法律,他不得不援引其他法律條款維持壓力,法律空間正在收窄。關稅這張牌,打得越來越吃力。
科技戰線的烈度,卻在持續上升。
芯片出口禁令越收越緊。在AI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限制中國獲取高端芯片,已不只是貿易摩擦,而是直接關乎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戰略爭奪。
而英偉達CEO黃仁勳,是這場矛盾最顯眼的代言人。英偉達曾佔據中國數據中心GPU市場逾90%的份額,禁令收緊後,這塊業務幾乎清零。黃仁勳多次公開警告:如果逼迫中國AI轉向國產芯片,美國技術標準將在全球最大的AI市場失去立足之地,對美國長期科技主導權的傷害,遠不止英偉達的營收損失。
上周,黃仁勳在接受美國CNBC採訪時表示,如果受邀參加此次行程,能夠在中國代表美國將是一種「榮幸」。
但目前看來,黃仁勳並沒有出現在名單之中。作為處在計算機芯片和人工智能領域激烈競爭核心位置的人物,他未能隨特朗普訪問中國,這件事本身就值得關注。
反觀中國,第一輪貿易戰時手中可打的牌相當有限。對大豆加徵關稅,精準打擊共和黨農業州,但這張牌的效力很快被華盛頓大規模農業補貼所稀釋。
這一次,中國祭出了等待已久的武器:稀土管制。
2025年4月,「解放日」關稅出爐後數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對7類重稀土及相關磁材產品實施出口管制。這份名單幾乎覆蓋了從F-35戰鬥機到導彈制導、從工業電機到芯片封裝的全產業鏈。中國控制著全球約60%的稀土開採和約85%的冶煉產能,這種壟斷性,美國短期內無法複製。
這一步棋,確實切中了要害。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今年4月明確表示,稀土及關鍵礦產的供應鏈穩定,是此次訪華談判的核心議題之一。
當然,特朗普手裡並非無牌可打。關稅效力下降是真,但芯片禁令的鬆緊、中國企業在北美市場的準入條件,乃至台灣問題背後的戰略默契空間,依然是他手中分量十足的存量籌碼。
被地緣政治裹挾的經貿戰
八年過去,另一大變化是,中美經貿關係,已經無法孤立地談。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通過購買俄羅斯折扣原油維持了較低的能源成本。據國際能源署數據,俄羅斯原油約佔中國進口原油總量的20%以上。與此同時,伊朗戰事令霍爾木茲海峽能源通道承壓,眾多國家的能源價格快速上漲。
布魯蓋爾智庫高級研究員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ía-Herrero)在報告中指出,「就美以對伊朗發動襲擊所引發的能源危機而言,中國比大多數亞洲國家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
華盛頓的解讀截然不同。在美國看來,中國一邊與美國談判,一邊持續向兩個戰略對手(俄羅斯、伊朗)輸送資金,不能放任不管。
就在訪華前夕,這種地緣摩擦已經延伸到經貿層面。2026年5月初,美國以「涉伊朗石油交易」為由,將5家中國石化企業列入制裁名單。中方隨即史無前例地動用《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進行反制,明令國內企業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該制裁。這是這部2021年頒布的法律首次正式付諸實戰。
在地緣政治局勢的擠壓下,談判桌上各方真正想要什麼,正在逐漸明朗。
美方的訴求分出了層次。最表層是農產品採購和波音訂單,這是給中期選舉展示的成績單。再深一層是地緣減壓,華盛頓希望北京在中東問題上發揮影響力,幫助終結這場難以收尾的戰事。最深處,是供應鏈安全的底線,稀土斷供、芯片禁運的教訓已經太深,雙方都有動力確立「不率先切斷關鍵供應鏈」的默契邊界。
中國的訴求,則更具系統性。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撰文指出,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關稅的小幅調整,而是一個讓中國製造業產能持續向外輸出的穩定全球需求環境,以及一套不會被美國單邊行動隨意打斷的規則框架。
九年前,特朗普第一次訪華,兩國都在試探彼此的底線。九年後,雙方對彼此的極限已有清醒的認識。這一次坐上談判桌,沒有幻覺,少了試探,有的只是各自精確計算過的利益清單。

Facts Only

* Actors: United States, China
* Events: Strengthening export controls, increasing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potential app bans
* Locations: United States, China
* Dates: Not specified (implied recent)

Executive Summary

In this article, the focus is on the trad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pecifically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U.S. is reportedly considering new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technology sector from Chinese theft,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xport controls, increasing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and potentially banning popular apps like TikTok and WeChat. These actions are a response to long-standing complaints about China's alleged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s that the U.S. is pushing for a deal that would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lthough it remains unclear if an agreement will be reached.

Full Take

This situation reflects a patter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ver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proposed actions by the U.S. can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defend its technological dominance and protect American businesses from perceived Chinese threats. However, these measures could also be interpreted as protectionist and potentially harm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ongoing negotiations highlight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geopolitics, technology, and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
Questions for further reflection: What ar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the proposed U.S. actions? How might these measures affect the broader tech industry and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hat alternative strategies could be pursued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concerns about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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