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hor, 吉拉蓬·斯里詹（Jiraporn Sricham）
- Role, BBC泰語記者
- Reporting from, 曼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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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一家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7日在中國舉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會見泰國總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陳錫堯）時，再次強調這句話。
正因兩國目前在各個層面的密切關係，人權組織十分擔憂泰國會同意將被羈押於泰國移民局外國人拘留中心的中國異見人士遣返回中國。
就在阿努廷訪華前數天，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呼籲泰國政府不要遣返至少四名中國異見人士及中國媒體工作者，稱「中國政府在阿努廷總理於7月16日至20日訪華前，加大對泰國官員的施壓」。
這四人分別是：59歲的前《財新》知名調查記者白兆東，49歲的西藏及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譚翼翔，自稱為「香港議會」團體成員兼法輪功修煉者、56歲的張信燕，以及中國民主黨成員、曾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悼念活動、54歲的周俊義。
近日，人權觀察泰國高級顧問蘇奈·帕素克（Sunai Phasuk）在泰國總理訪華期間向BBC泰語（BBC News Thai）透露，他們得知譚翼翔早於今年6月已被遣返中國，「無人知情，甚至連譚先生自己的律師也不知道」。
在泰國領導人按計劃訪華前，50多個國際人權及新聞組織發表聯合聲明，緊急呼籲泰國政府不要將白兆東遣返或驅逐至中國。
聯合聲明指出：「若被遣返回中國，白兆東將面臨嚴重風險。」
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於7月17日向媒體表示，根據現有資料，白兆東在中國涉嫌敲詐勒索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對此，發表聯合聲明的人權組織表示，這些都是「捏造出來的虛假指控」。
林劍表示：「中國已向泰國提出引渡請求，希望泰方早日將其引渡回國。」
7月16日，曼谷南區刑事法院開庭審理張信燕律師提出的申請。該申請要求法院根據《2023年防止及打擊酷刑與強迫失蹤法》，調查移民局阻止張信燕前往加拿大是否合法。律師認為，在已有第三國願意接收的情況下，相關權力理應終止；此外，移民局於7月13日至15日期間拒絕律師會見張信燕，是否構成違反強迫失蹤相關法律。
根據《Prachatai》報導，法官最終駁回了張信燕代表律師的申請。不過，在庭審中，移民局調查科第三組組長瓦查拉蓬·甘乍那干警察上校（Pol Col Watcharapol Kanjanakun）透露，張信燕因逾期居留，於2026年5月7日被移民局拘留；而中國當局於7月7日致函泰國，要求延後原定於7月8日將張信燕送往加拿大的安排。
由於原籍國反對將張信燕送往第三國，因此總理阿努廷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須決定應將她送往何處。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此案涉及國際關係，因此她至今仍被羈押於移民局外國人拘留中心。
回顧過去數十年間發生的事件，不難理解為何人權組織對泰國可能將中國記者及異見人士遣返回中國深感憂慮。
根據人權觀察報告，2015年，泰國當局曾將中國維權人士董廣平及姜野飛遣返回中國，儘管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已確認兩人的難民身分。其後，董廣平於2026年再次逃離中國，並獲加拿大重新安置。
去年，泰國政府將40名維吾爾人遣返回中國，而目前無人能夠核實他們的處境。類似情況亦曾發生於2015年，當時泰國當局允許中國派遣飛機從曼谷接走逾100名維吾爾人。
2025年底，泰國還將緬甸克倫邦妙瓦底府水溝谷（Shwe Kokko）創辦人佘智江移交中國。該地被指為緬甸大型詐騙中心之一。泰國依據引渡法將佘智江移交中國當局，儘管其法律團隊質疑遣返程序「存在異常」。
此外，自去年以來，泰國當局亦協助中國政府安排飛機降落達府湄索國際機場（Mae Sot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k），接走涉及妙瓦底網絡犯罪及網上詐騙案件的中國公民，累計已超過1000人。據泰國公共電視台（Thai PBS）報導，最近一次行動於7月9日進行，中國當局派出3架航班接走逾300名中國公民。
這一切都引發了一個問題：泰國是否正在成為中國當局跨境執法體系的延伸？
泰國如何權衡來自中國的要求？
人權觀察泰國高級顧問蘇奈認為，泰國正推行一種帶有「朝貢國」色彩的政策，即「以討好中國為重」，藉此換取經過盤算後可獲得的利益，不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在國家及領導人層面的關係深化方面。他仍質疑，泰國從中國獲得的究竟是否真是自身所需要的，抑或其實是「由中國決定願意給什麼」。
「中國在演說或發表聲明時經常引用『親如兄弟，並非外人』這類說法，但實際上這根本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一種中國長期佔東南亞小國便宜的關係。」
他認為，泰國評估後認為「討好中國」比遵守國際規範或禁止將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地區的「不驅回原則」（non-refoulement）更加方便和容易。從譚翼翔及張信燕兩宗最新個案可見，泰國願意配合中國提出的要求，阻止與北京立場不同的難民及活動人士。
蘇奈表示：「從阿努廷最近訪華期間展現出的態度來看，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認為泰國會反抗中國利用權力施加影響和壓迫。作為朝貢國的地位正變得愈來愈明顯，而中國也將愈來愈能夠發號施令。」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FRS）研究員孟尚恩（Simon Menet）向BBC泰語表示，在將中國異見人士遣返回國這一問題上，並非泰國無法拒絕，而是泰方在權衡後往往選擇配合中國政府的要求，因為這樣做通常不會對泰國利益造成太大損害。
他認為，非政府組織（NGO）的施壓對泰國政府影響有限；就連美國，在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執政下，人權議題亦非首要政策重心。
「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不這樣做呢？」孟尚恩說，並補充指，將異見人士與跨境刑事案件嫌疑人送往中國的做法，也反映出泰國在不同個案中的權衡計算有所不同。
他說：「例如佘智江案，花了相當長時間才被送回中國。某程度上，他具有更高的戰略價值，而將他留在泰國對泰方而言是一種優勢。至於中國政治異見人士的案件，則必須從泰國角度認真衡量成本與利益。我不認為目前泰國所需承擔的成本高到足以讓其拒絕遣返這些異見人士。」
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專家馬克·科根博士（Dr Mark Cogan）解釋，中國對泰國執法與司法體系的影響主要透過兩條途徑進行。第一條是清晰可見的正式途徑，例如1993年《中泰引渡條約》等正式協議，以及透過泰國法院執行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紅色通緝令等公開合作機制。
然而，涉及中國國家安全、追捕中國難民或異見人士的個案，泰國則會面臨來自外部的非正式壓力，即所謂的「看不見的手」。
這位日本學者表示：「許多人權組織把這種現象稱為『跨國鎮壓交換市場』（Swap mart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而且不只適用於中國。」
科根指出，近年來泰國經常在兩國領導人會晤期間遣返中國異見人士，而這種模式至今仍是一個「謎」，尚未有明確解釋。
他指出，去年泰國遣返40名維吾爾人，時間點正是在時任總理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訪華約三星期後。儘管那次訪問屬於雙邊會談，與相關議題並無直接關聯。而最近，則是在阿努廷準備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出現要求泰國不要將白兆東遣返回中國的呼聲。
科根說：「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因為從這種模式看來，似乎涉及泰國希望得到或必須得到的某些東西，又或者某種共同利益。」
他補充，自己曾在俄羅斯搖滾樂隊Bi-2事件中看到類似模式。該樂隊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成員於2024年1月在布吉演出期間被捕，一度面臨被泰國遣返俄羅斯的風險。最終他們並未按照俄羅斯當局的施壓被遣返，而是選擇前往以色列。
科根指出，俄方要求泰國遣返Bi-2樂隊成員之際，正是泰國努力增加俄羅斯旅客人數的時候。
他說：「這顯示泰國旅遊業在經濟上的脆弱性；與此同時，俄羅斯又施壓要求遣返這些強烈反對普京的音樂人。幾乎每次高層互訪似乎都會發生這類事情，而且不僅僅是中國如此。」
「因此，我認為這裡正在發生的情況就是所謂的『選擇性遷就』（selective accommodation）。這種現象一直存在。泰國會在一些不損害自身國家安全的小問題上，對其他國家作出讓步。這些措施能夠讓其在實際操作上獲得更多便利，同時有助推動其所追求的更大經濟、貿易或外交利益。所以你會在越南看到這種情況，在俄羅斯看到這種情況，而在中國身上更是如此。」
儘管與中國合作日益「緊密」，泰國仍試圖維持與中國之間的權力平衡
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孟尚恩向BBC泰語表示，回顧過去可以發現，泰國一直以來都相當擅長處理來自中國的安全訴求。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是2011年「糯康事件」後湄公河流域的巡邏安排。當年兩艘中國貨船在金三角水域的湄公河上遭到襲擊，造成13名中國公民死亡。
這宗中國公民遇害事件引發對糯康的追捕。糯康是一名來自緬甸撣邦、涉及毒品交易和搶劫活動的人物。此外，亦有來自泰國帕孟部隊（Pha Muang Force）的軍人被控共同傷害他人及毀屍。
孟尚恩指出，當時泰國試圖限制中國在泰國領土上的調查範圍，並堅持採取「協調巡邏」（coordinated patrol）模式，而非「聯合巡邏」（joint patrol）模式。在中國、老撾、緬甸及泰國為保障商船安全而展開湄公河巡邏時，泰方拒絕讓中國船隻進入泰國水域航行。
孟尚恩認為，泰國長期以來一直努力在回應中國訴求與維護自身主權之間取得平衡，但2025年出現的一些重要動向顯示，這種平衡正在發生變化。
這位法國學者表示，泰國同意讓中國警察長期進駐湄索縣數星期甚至數月，以處理緬甸妙瓦底一側的跨國詐騙問題，以及時任中國公安部部長助理劉忠義頻繁現身泰國邊境城市，都是顯示中國在泰國影響力平衡已不同以往的重要跡象。
孟尚恩說：「劉忠義在2025年多次前往泰國，也像他到訪湄公河流域其他國家一樣，督促打擊詐騙集團。然而，有時他前往泰國北部時甚至未有事先通知曼谷當局。這類情況涉及泰國主權問題，也反映出中泰安全合作中的信任問題。」他談及劉忠義的相關行動，而劉忠義目前已不再擔任該職務。
他指出：「有時候，泰方同意這樣做是基於泰國自身利益，因為他們面對大量自身無法處理的犯罪活動。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會利用這種合作來推進自身利益，有時甚至會將合作範圍擴展至超出最初與泰方達成協議的程度。我認為這一直是與中國談判的特點，也就是說，你必須小心，不要讓伸出援手變成讓對方把整條手臂都拿走。」
另一方面，孟尚恩還指出，近年泰國警方與中國的合作愈趨密切。以目前曼谷都會警察局的監控系統為例，其採用了華為（Huawei）的技術。
至於地方層面，他表示：「一些小型泰國警察局可能愈來愈依賴中國及中國商人，尤其是在資金和貪污腐敗方面。」
不過，孟尚恩同時強調，泰國警方並非只著眼於中國。
「泰國警方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同樣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尤其是泰國警隊中一些敏感且核心的部門。例如中央調查局（CIB），他們其實沒有那麼信任中國。」這位法國研究人員說。
中國有哪些壓倒性權力？
當談到究竟是什麼令中國在與泰國的談判中擁有較高籌碼時，和平與衝突研究專家科根博士認為，這並非所謂的軟實力，而是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中國是東盟國家的首要經濟夥伴，同時也是泰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他表示：「經濟壓力、經濟規模，這不是軟實力，而是強制性權力。」
這位日本大學的專家進一步指出，泰國在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後的經濟復甦環境「非常艱難」。整體經濟形勢未見明顯好轉，尤其是旅遊業極為脆弱。政府正努力吸引遊客回流，希望藉此帶動經濟復甦；但與此同時，又面臨來自美國關稅政策的貿易戰壓力。這種情況無形中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對泰國的議價能力，因為泰國缺乏足夠多元的市場選擇來分散風險並應對危機。
因此，在泰國經濟脆弱且缺乏穩定替代選項的情況下，中國作為區內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自然成為重要依靠。科根認為，這也是泰國缺乏動力拒絕中國要求的原因之一。
他說：「如果出現某種奇蹟，泰國經濟狀況改善，並能以與越南相若的速度增長，那麼他們或許會有更大意願說『不』，例如直接表示『我不會引渡這些人』。但我看不到這種情況會在短期內發生。」
此外，他補充說，中國的強制性權力還包括區域內其他機制，例如透過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等代理國（proxy states）擴展影響力。同時，中國位於湄公河上游的水壩，也使其在控制流向流域各國水電大壩的水量方面擁有優勢。此外，中國經常使用「兄弟」、「一家人」等外交話語，營造友好及非正式關係的氛圍，以促進各項合作順利推進。科根認為，這些因素同樣構成了中國較強的談判籌碼。
泰國要付出什麼代價？
科根博士認為，泰國在配合中國要求，尤其是在將難民或異見人士遣返回中國的案件中所付出的代價，令人遺憾的答案是：「泰國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因為國際社會對泰國在此類問題上的觀感，並不會影響推動該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活動。
「你認為人們會因為不想支持把人遣返回中國大陸，而不再來泰國旅遊嗎？不是的。你知道他們為什麼不來泰國嗎？因為成本太高，因為油價太貴，因為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狀況不佳。中國人為什麼不來泰國？不是因為遣返問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是因為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因為存在跨國犯罪問題。但在遣返、強制遷徙或強制驅逐這些議題上，我看不到有什麼影響。」
另一方面，人權觀察泰國高級顧問蘇奈則認為，泰國推行「迎合中國政策」須付出多方面代價。
其中包括在全球人權舞台上的公信力受損。他相信，泰國將在今年11月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查時面臨嚴格檢視。此外，他亦認為，這些事件可能成為泰國實現於2028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目標的障礙。
他還認為，泰國持續向中國的強制性權力讓步，不僅影響人權議題，也使泰國在其他涉及廣大民眾利益的問題上缺乏與中國談判的意願與能力。例如，中資礦場在緬甸排放污染物進入泰國北部流域、「灰色中國人」在泰國從事非法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貪污問題等。
蘇奈表示：「即使你不在乎人權，仍然有許多更具體、更實際的後果值得關注。」
中國對泰國的影響力如何？
這位法國專家指出，儘管中國並未直接將東南亞稱為自己的「後院」，但該地區是中國周邊外交（peripheral diplomacy）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周邊外交正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這種鄰國外交模式受到地理位置、區內龐大華僑華人社群，以及彼此之間深厚歷史和經濟聯繫等因素影響。
孟尚恩表示：「有時候，中國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關係被比喻為一個大家庭，或以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等形象來描述。這反映出中國與湄公河流域國家之間緊密互助合作的理念。這種理念直接影響中國安全機構的戰略與運作。湄公河流域幾乎成為中國執法行動的試驗場，在這裡推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項目，例如瀾滄江—湄公河綜合執法安全合作中心（Lancang-Mekong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er），以及設於柬埔寨金邊的雙邊警務協調中心。」
不過，他認為區內各國對中國影響力的回應並不相同。
他指出，緬甸是「中國警務力量滲透程度全球最高的地區之一」，中國能夠在當地開展其他地方難以見到的行動。此外，若緬甸軍政府不配合相關要求，中國還可透過與其關係密切的民族武裝組織向軍政府施壓。
至於老撾，中國的影響力同樣非常強大，特別是在北部金三角經濟特區。中國能夠在當地推行各種行動，而老撾政府幾乎不會介入。
「不過，老撾同時也在警務和安全合作方面維持與越南的某種平衡，即使它高度依賴中國。」
談及柬埔寨時，他表示，雖然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極大影響力，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在安全事務上總能如願以償。他認為，柬埔寨並不會輕易滿足中國的所有要求。
他舉例說，與柬埔寨領導層關係密切的太子集團（Prince Group）高層陳志，曾受到美國及英國制裁措施施壓。中國花費相當長時間才令柬埔寨同意以引渡方式將其移交中國當局。
回到泰國的情況，孟尚恩認為，儘管泰國在多方面受到中國影響，但相較區內其他國家，泰國其實擁有更大的對中談判空間。
「此外，泰國從未淪為殖民地，並且在主權、獨立性以及與不同夥伴維持多元關係方面，在區域內具有較強地位。這使泰國比柬埔寨、老撾或緬甸擁有更多外交操作空間。」
他表示：「當中泰兩國利益一致時，雙方的安全合作很可能進一步深化。儘管中國在執法領域的角色正如前文所述持續演變，但泰國依然奉行多元外交政策，並與美國、日本、韓國及澳洲等主要夥伴保持緊密合作。此外，目前泰法雙邊合作也相當活躍。這顯示泰國知道如何在必要時妥善與中國打交道及發展關係。」
人權觀察泰國高級顧問蘇奈則持不同看法。
他認為，如今完全可以說，泰國及湄公河流域其他國家正逐漸「成為中國權力運作的延伸，包括中國各類執法機制的延伸」。
他特別提到，中國正在推行一項名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新法律。人權組織認為，該法部分條文可能有助中國政府打壓居住海外、批評中國共產黨體制的人士。
蘇奈表示：「也就是說，只要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中國便視之為具有某種域外管轄權。這是一種殖民時代氛圍的回歸，而這些國家卻沒有提出異議。如此一來，你實際上就成了中國域外管轄權體系的一部分，並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中國的殖民附屬地。」
近年在泰國，「泰國省」（Mon Ton Tai Guo）一詞常被作為慣用語或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用來戲稱隨着北京在泰國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泰國正逐漸成為中國的另一個省份。
蘇奈說：「從現在開始，『泰國省』這個說法已不再只是玩笑，而正逐漸成為泰國事實上的現實狀態。」